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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我叙述中的障碍物 本篇摘自余华杂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次的演讲题目很明确，我想把自己创作中的经验告诉大家，可能对你们没有用，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我有用的经验可能对你们没有用，我选择这个题目就是要把自己写作过程中遇到过一个个障碍物告诉你们。第一个障碍物是 如何坐下来写作，这个好像很简单，其实不容易。 我去过的一些地方，这些年少了，过去多一些，总会有一些学生或者年轻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只有一个字—写，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写就像是人生里的经历，没有经历就构不成你的人生，不去写的话不会拥有你的作品。我记得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是短篇小说，我都不知道分行怎么分，标点符号该怎么点，因为我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刚好是ＷＧ，所以刚写小说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拿起一本文学杂志，打开来随便找了一个短篇小说研究，什么时候分行，什么地方用什么标点符号，我第一次学习的短篇小说分行很多，语言也比较简洁， 我就这样学下来，刚开始很艰难， 坐在书桌前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有，逼着自己写下来，必须往下写，这对任何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是第一个障碍。我要写一万字，还要写的更长，而且要写的有内容。好在写作的过程对写作者会有酬谢，我记得第一篇小说写的乌七八糟，不知道写什么，但是自我感觉里面有几句话写的特别好，我竟然能写出这么牛的句子来，很得意，对自己有信心了，这就是写作对我的酬谢，这篇小说没有发表，手稿也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写第二篇，里面好像有故事了。再写第三篇，不仅有故事，还有人物了，很幸运这第三篇发表了。我胃口很大，首先是寄《人民文学》和《收获》，退回来以后把他们的信封翻一个面，用胶水粘一下，剪掉一个角，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又退回来后，就寄到省一级的文学杂志，再退回来，再寄到地区级文学杂志， 我当时手稿走过的城市比我后来去过的还要多。 当时我们家有一个院子，邮递员骑车过来把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只要听到很响的声音就知道退稿来了，连我父亲都知道。有时候如果飞进来像雪花一样飘扬的薄薄的信，我父亲就说这次有希望。我1983年发表小说，两年以后，1985年再去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时，发现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自由投稿拆都不拆就塞进麻袋让收废品的拉走，成名作家或者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作家黑压压一大片，光这些作家的新作已让文学杂志的版面不够用了，这时候编辑们不需要寻找自由来稿，编发一下自己联系的作家的作品就够了。所以我很幸运，假如我晚两年写小说，现在我还在拔牙，这就是命运。对我来说，坐下来写作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障碍物，越过去了就是一条新的道路，没越过去只能原地踏步。总是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作家，我说首先要让你的屁股和椅子建立起友谊来，你要坐下来，能够长时间坐在那里。我的这个友谊费了很大劲才建立起来， 那时候我还年轻，窗外阳光明媚，鸟儿在飞翔，外面说笑声从窗外飘进来，引诱我出去， 当时空气也好，不像现在。我很难长时间坐在那里，还是要坚持坐下去，这是我写作遇到的第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是在我作品不断发表以后，那时候小有名气了，发表作品没问题了，可是写作还在继续，写作中的问题还在继续出现，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写好对话。写好对话可以说是衡量作家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准，当然只是很多标准中的一个，但是很重要。比如我们读一些小说，有时会发现，某个作家描写一个老农民，老农民神态，老农民生活的环境都很准确，可是老农民一开口说话，不是老农民的腔调，是大学教授的腔调，这就是问题，什么人说什么话是写小说的基本要素。当我还不能像现在这样驾驭对话的时候，采取的办法让应该是 对话部分的用叙述的方式去完成， 有一些对话自己觉得很好，胸有成竹，再用引号标出来，大部分应该是对话来完成的都让叙述去完成。我那时发现苏童处理对话很有技巧，他的不少小说通篇是用叙述完成的，人物对话时没有引号，将对话和叙述混为一谈，既是叙述也是对话，读起来很舒服，这是他的风格，我学不会，我要找到自己的方法。我是在写长篇小说时解决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可能是篇幅长的原因，写作时间也长，笔下的人物与我相处也久，开始感到人物有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是写作对我的又一次酬谢，我就在他们的声音指引下去写对话，然后发现自己跨过对话的门槛了，先是《在细雨中呼喊》，人物开始出现自己的声音，我有些惊奇，我尊重他们的声音，结果证明我做对了。接着是《活着》，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老农民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写作过程让我跨过了更高的门槛。然后是通篇对话的《许三观卖血记》了。我年轻时读过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通篇用对话完成的一部小说，当时就有一个愿望，将来要是有机会，我也要写一部通篇用对话完成的长篇小说，用对话来完成一个短篇小说不算困难，但是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就不容易了，如果能够做到，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对不同风格的小说都有兴趣，都想去尝试一下， 有的当时就尝试了，有的作为一个愿望留在心里，将来有机会时再去尝试，这是我年轻时的抱负。 1995年我开始写《许三观卖血记》，写了一万多字后，突然发现这个小说开头是由对话组成的，机会来了，我可以用对话的方式来完成这部小说了，当然中间会有一些叙述的部分，我可以很简洁很短地去处理。写作《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意识到通篇对话的长篇小说的障碍在什么地方，这是当年我读《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困难，詹姆斯·乔伊斯的困难。当一部长篇小说是以对话来完成时，这样的对话和其他以叙述为主的小说的对话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这样的对话有双重功能，一个是人物在发言，另一个是叙述在推进。所以写对话的时候一定要有叙述中的节奏感和旋律感，如何让对话部分和叙述部分融为一体，简单的说如何让对话成为叙述，又让叙述成为对话。所以我在写对话时经常会写得长一点，经常会多加几个字，让人物说话时呈现出节奏和旋律来，这样就能保持阅读的流畅感， 一方面是人物的对话，另一方面是叙述在推进。 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对于写对话我不再担心了，想写就写，不想写可以不写，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用叙述的方式去完成大部分的对话，留下一两句话用引号标出来，不再是这样的方式，我想写就写，而且我知道对话怎么写，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个在写完《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之后就没问题了，写完《许三观卖血记》后更自信了。写作会不断遇到障碍，同时写作又是水到渠成，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障碍在前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强大，当你不是躲开而是迎上去，一步跨过去之后，突然发现障碍并不强大，只是纸老虎， 充满勇气的作者总是向前面障碍物前进， 常常是不知不觉就跨过去了，跨过去以后才意识到，还会惊讶这么轻松就过去了。接下去说说我叙述里的第三个障碍物，这个很重要，对于在座的以后从事写作的人也许会有帮助。我说的是 心理描写 ，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障碍。当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又写了一些中篇小说，开始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也就是我小说越写越长，所写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复杂的时候， 我发现心理描写是横在前面的一道鸿沟，很难跨越过去。为什么？当一个人物的内心是平静的话，这样的内心是可以描写的，可是没有必要去描写的，没有价值。当一个人物的内心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很值得去描写，可是又不知道如何去描写，用再多的语言也无法把那种百感交集表达出来。当一个人物狂喜或者极度悲伤极度惊恐之时，或者遇到什么重大事件的时候，他的心理是什么状态，必须要表现出来，这是不能回避的。 当然很多作家在回避，所以为什么有些作家的作品让我们觉得叙述没有问题，语言也很美，可是总在绕来绕去，一到应该冲过去的地方就绕开，很多作家遇到障碍物就绕开，这样的作家大概占了90%以上，只有极少数的作家迎着障碍物上，还有的作家给自己制造障碍物，跨过了障碍以后往往会出现了不起的篇章。 当时心理描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障碍，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每次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停下笔，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还年轻，如果不解决心理描写这个难题，人物也好，故事也好，都达不到我想要的那种叙述的强度。这时候我读到了威廉·福克纳的一个短篇小说叫《沃许》，威廉·福克纳是继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之后，我的第三个老师。《沃许》写一个穷白人如何把一个富白人杀了，一个杀人者杀了人以后，他的内心应该是很激烈的，好在这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你没法去研究，看了前面忘了后面，看了后面忘了前面，短篇小说还是可以去研究，去分析的。我惊讶地读到福克纳用了近一页纸来描写刚刚杀完人的杀人者的心理，我当时就明白了，威廉·福克纳的方式很简单，当心理描写应该出现的时候，他所做的是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人物的眼睛睁开，全部是视觉，杀人者麻木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尸体，还有血在阳光下的泥土里流淌，他刚刚生完孩子的女儿对他感到厌恶，以及外面的马又是怎么样，他用非常麻木的方式通过杀人者的眼睛呈现出来，当时我感到威廉·福克纳把杀人者的内心状态表现得极其到位。但是我还不敢确定心理描写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我再去读记忆里的一部心理描写的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重新读了一遍，有些部分读了几遍。拉斯科尔尼科夫把老太太杀死以后内心的惊恐，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写了好几页，我忘了多少页，没有一句是心理描写，全是人物的各种动作来表达他的惊恐，刚刚躺下，立刻跳起来，感觉自己的袖管上可能有血迹，一看没有，再躺下，接着又跳起来，又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杀人以后害怕被人发现的恐惧，一个一个的细节罗列出来，没有一句称得上是心理描写。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当时我觉得这也是一部心理描写的巨著，于连和德-瑞纳夫人，还有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重读以后发现没有那种所谓的心理描写。然后我知道了， 心理描写是知识分子虚构出来的，来吓唬我们这些写小说的，害得我走了很长一段弯路。 这是我在80年代写作时遇到最大的障碍，也是最后的障碍。这个障碍跨过去以后，写作对我来说就变得不是那么困难，我感觉到任何障碍都不可能再阻挡我了，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就是如何去寻找叙述上更加准确、更加传神的表达方式，把想要表达的充分表现出来。当然叙述中的障碍物还有很多，在我过去的写作中不断出现过，在我将来的写作中还会出现，以后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写一本书，那是比较具体的例子，今天就不再多说。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障碍物对一个小说家叙述的重要性， 伟大的作家永远不会绕开障碍物，甚至给自己制造障碍物，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伟大作家经常是有障碍要上，没有障碍创造障碍也要上……司汤达把一场勾引写得跟一场战争一样激烈，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别的作家不会这样去处理，但是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处理。所以我们读到过的伟大的文学篇章，都是作家跨过了很大的障碍以后出来的。托尔斯泰对安娜·卡列尼娜最后自杀时候的描写，可以说是文学史上激动人心的篇章，托尔斯泰即使简单地写下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情景也可以，因为叙述已经来到了结尾，前面的几百页已经无与伦比，最后弱一些也可以接受，但是托尔斯泰不会那么做，如果他那么做了，也不会写出前面几百页的精彩，所以他在结尾的时候把安娜·卡列尼娜人生最后时刻的点点滴滴都描写出来了， 绝不回避任何一个细节， 而且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都是极其精确有力。20世纪也有不少这样的作家，比如前不久去世的马尔克斯，你在他在叙述里读不到任何回避的迹象。《百年孤独》显示了他对时间处理的卓越能力，你感觉有时候一生就是一天，一百年用20多万字就解决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马尔克斯去世时，有记者问我，他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有什么区别，我告诉那位记者，托尔斯泰从容不迫的叙述看似宁静实质气势磅礴而且深入人心，这是别人不能跟他比的。我听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以后，一直在寻找，文学作品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作品，那么的宁静，那么的无边无际，同时又那么的深入人心。后来我重读《安娜·卡列尼娜》，感觉这是文学里的《马太受难曲》，虽然题材不一样，音乐和小说也不一样，但是叙述的力量，那种用宁静又广阔无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力量是一样的，所以我说这是托尔斯泰的唯一。巴尔扎克有一些荒诞的小说，也有现实主义的小说，你看他对人物的刻划丝丝入扣，感觉他对笔下人物的刻划像雕刻一样，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极其精确，而且栩栩如生。我对那个记者说，从这个意义来说， 所有伟大作家都是唯一的，马尔克斯对时间的处理是唯一的， 我还没有读到哪部作品对时间的处理能够和《百年孤独》比肩，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唯一，才能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不断去阅读的经典作家。当然唯一的作家很多，仅仅俄罗斯文学就可以列出不少名字，托尔斯泰、陀思陀耶夫斯基、果戈理、契可夫，就是苏联时期还有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肖洛霍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我读了两遍，四卷本的书读了两遍，这是什么样的吸引力。当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因为太厚，兰登书屋先出了第一和第二卷的合集，叫《顿河在静静流》，出版后很成功，又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卷的合集，叫《顿河还在静静流》。虽然这部小说里有不少缺陷，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抵销这部作品的伟大，那些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的小毛病。这部小说结束时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觉得他在没有结束的地方结尾了很了不起， 我读完后难过了很多天，一直在想以后怎么样了？ 真是顿河还在静静流。2014年5月6日 北京 -
王安忆：写作与个人经历的距离 本文摘自王安忆新作《小说六讲》，在讲稿中，王安忆结合自身经验，以讲故事的方式带出阅读与写作的机要。文学创作的开始80年代，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五届文学讲习所学习，参加学习的学员都是已经非常著名的作家，包括张抗抗、贾平凹等。当时贾平凹已是成熟的作家，就没有来，名额给了另一个也是写作经验成熟的作家，他也没来，于是文学讲习所多了一个名额。宿舍是四人一间房，但只有三名女生，所以这个名额就指定是女生。讲习所最后决定把这个名额优惠给上海，因上海这个大城市只有一名学员，就是竹林，当时已经写了长篇《生活的路》，影响很大。这个名额落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说明当时年轻作者都是儿童文学出身。出版社推荐了三个女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文学讲习所特别强调是给写作者提供文学补习，所以不建议高校学生参加讲习所，这是一个补救的方法，给没有机会受教育的青年补一课。上海推荐的那两个女孩子其时都在读大学，所以这名额就给了我。我只写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还有几篇谁都没看过的散文，可是机会落到我头上，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幸运。尤其是后来又多出一个名额，就近落在北京，来的是一名女生，我们又搬进一间五人宿舍。老师们都说悬得很，要是她比我先到，就没有我的事了。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成人小说，名叫《雨，沙沙沙》。《雨，沙沙沙》以现在的文学归类概念，可算是青春小说，故事讲述一个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经历了插队落户回到城市，和我经历非常接近。她面临爱情问题，选择怎样的爱人和生活，这是很普遍的青春问题。她向往爱情和未来，不知道要什么，只知道不要什么。然后，在一个雨天遭遇一个偶然的邂逅，于是模糊的向往呈现出轮廓，就是“雨，沙沙沙”。开始的时候，人们很容易觉得我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才得到学习的名额——我母亲是60年代崛起的作家，她的名字叫茹志鹃，代表作《百合花》几十年都收在中学语文课本——所以对我别有看法。《雨，沙沙沙》这篇小说出来，大家都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的时候，写作还延续着长期形成的一种公式，题材和母题，都是在公认的价值体系中。以此观念看，《雨，沙沙沙》就显得暧昧了，这个女孩的问题似乎游离于整个社会思潮之外，非常有个人性，所以大家都觉得新奇。那个时代社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现在许多理所当然的常识，当时却要经过怀疑、思考、理论和实践才能得到，叫作“突破禁区”。今天的常识，就是那些年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得到的。当时有个同学说《雨，沙沙沙》像日本的私小说。我们那时候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私小说，后来才知道是类型小说的一种，写个人私密生活。我非常欢迎同学给我的小说这么命名，对当时以公共思想为主题的意识形态来说，“私”这个字的出现，是带有革命性的。《雨，沙沙沙》是我走上写作道路的标志，主角雯雯就像是我的化身，一个怀着青春困惑的女性，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难题和挑战。她对社会没有太大的承担，对时代也不发一言，她只面向内在的自我。这小说刚出来时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那时的小说潮流是以《乔厂长上任记》《在小河那边》为主体，承担着历史现实批判、未来中国想象的任务，有着宏大的叙事风气。我这个带有私小说色彩的小人物出现，一方面大家觉得她很可爱，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和中国主流文化、话语系统不一样，也有点生疑。总之，引起了关注。就这样，我虚构的这一个在文学主流之外的女孩子“雯雯”，忽然受到众多评论家的注意。有一个著名的评论家叫曾镇南，当时谁能够得到他的评论都是不得了的。他写了一篇评论，并发表在重要的评论杂志《读书》上，题目叫《秀出于林》。后来又有上海的年轻评论者程德培，写了第二篇，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直接就叫《雯雯的情绪天地》。我觉得他这篇文章的命名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雯雯”这个人物，一个是“情绪”两个字，意味着一种内向型的写作。事情的开端很引人注目，可是接下去就不好办了，因为我的生活经验很简单，不够用于我这样积极大量的写作。外部的经验比较单薄，我就走向内部，就是评论家程德培所说的“雯雯的情绪天地”，我就写情绪，可没有经验的支持，内部生活也会变得贫乏。我的生活经验在我们那一代人之中是最浅最平凡的。像莫言，他经历过剧烈的人生跌宕起伏，从乡村到军队再到城市，生活面很广。而我基本上是并行线的：没有完整的校园生活；有短暂的农村插队落户经历，作为知青，又难以真正认识农村；在一个地区级歌舞团，总共六年，未及积累起人生经验又回到上海城市；再到《儿童时代》做编辑，编辑的工作多少有些悬浮于实体性的生活；再接着写作，就只能够消费经验，而不能收获。有时候我听同辈那些作家，尤其来自农村的，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时，我都羡慕得不得了，怎么会那么有色彩，那么传奇，那么有故事？城市的生活是很没有色彩的，空间和时间都是间离的。我虽然有过两年的农村生活，可是因为苦闷和怨愤，农村的生活在我看来是非常灰暗的，毫无意趣可言。回想起来，其实我是糟蹋了自己的经验。记得我在农村时，母亲写信给我，说我应该写日记，好好注意周围的人和事，可以使生活变得有乐趣，可我只顾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都没有心思去理会其他。这是一个大损失，我忽略了生活，仅只这一点可怜的社会经验，也被屏蔽了，这时候，便发现写作材料严重匮乏。等到把雯雯的故事写完，我好像把自己的小情小绪都掏尽了，就面临着不知道写什么好的感觉，可写作的欲望已经被鼓舞起来，特别强烈，写什么呢？就试图写一些离自己人生有距离的故事。写作与个人经历的距离开始写与自己人生经历有点距离的故事，我的文学创作似乎又继续顺利地滑行，取得了一些奖项、好评和注意。其中有获得全国奖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本次列车终点》讲述青年陈信终于完成夙愿，从乡下回到上海建立新生活，却发现上海并非想象中那么完美，在上海生活并不容易。他努力争取回到一直想念的上海，以为可以将断裂的生活接续上来，可是那个断裂处横亘在他的人生里，使他失去归宿感。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个和我有距离的故事，因为我写的是一个男性，他的生活状态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回头再看，这故事还是有我的个人经验。我离开八年再回到上海，以为一切皆好，事实上却感到失落。你以为你还能在这城市找回原来失去的东西，但时间流走了，失去的依然失去，你再也找不到，就像刻舟求剑，你再也找不到你的剑了。就是这么一个心情，还是和我个人有关系。当时我确实在努力寻找一些和我有距离的故事，企图扩大自己的题材面，但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还是在自己的经验范围里。小说里的男主角“陈信”不是我，又是我，他一定是和我靠得最近的人，如果我不理解他，不同情他，那为什么要去写他呢？同时，他又和我存在着距离，这距离可让我看得清楚。举个也许不恰当的例子：中国著名京剧大师、男旦梅兰芳，他是一个男性，身在其外，懂得女性要怎样才有吸引力，所以演得比女人还像女人。可能有时候作者必须与小说里的人物保持一些距离，如果没有距离，就看不清楚他，或者会过于同情和沉醉，那就变成一种自赏自恋。所以说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你要和他痛痒相关，另一方面又要对他有清醒的认识。当我写《本次列车终点》的时候，题材上已经落后了。我写的是知青生活，可是从时间上来说，我已经错过了知青文学这班车，知青文学浪潮已经过去。80年代真是不得了，时间急骤地进行，先是伤痕文学，然后是知青文学、“右派”文学，然后又是反思文学，波涛迭起，后浪推前浪。知青文学早已经遥遥领先，壮烈激情，感天动地。时间上说，已经是在尾声。内容上，且不在批判的大趋势里，而是好像有点反动，写一个知青终于回到城市，面对新生活的困顿，怀念起旧生活，而这恰巧是知青文学所控诉的对象，于是又不能纳入知青文学思潮的主流。所以评论者给我定位时也感觉蛮犹豫的，他们把我定到知青文学里，因为我是知青的身份，但最安全是把我定在女性作者，这是肯定不会有误的。另一篇得到全国奖的是中篇小说《流逝》。《流逝》写的不是我个人的经验，是我邻居家的故事。从这点来说，就和我也有关系。故事写一个资产者家庭的女性，在“文革”时经历了非常艰苦的生活，由昔日的少奶奶变成持家的主妇。“文革”结束，拨乱反正，财产失而复得，家庭秩序回复常态，但她在艰困生活中的主动性和价值感却消失殆尽，又回到传统中的附属地位。这故事虽不是我个人的经验，但也包含了我的一些心情：我们都经历了艰苦的岁月，如果那些岁月不给你留下一点遗产的话，你的人生不是白费了吗？写这小说时，我以为那是我经验以外的故事，等到成熟以后回过头看，故事的情绪还是和自己的经验有点关系。如果你们将来要写小说，要注意一个事实，新人一定会得到好多好评的，大部分人对新人是很宽容的，会对你说很多好听的话。但当过了新人阶段后，你会得到不同的评价，这段时间一定要冷静。我的作品得到更多人注意后，对我的批评也开始多起来，这些批评可能更客观，标准也更高。无论你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它都是在帮助你，帮助你形成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批评说我好的地方是从主观世界走进了客观世界，说不好的也是这个，认为我放弃了自我。当时确实也很苦恼，你真的不晓得应该怎么做才好，但可以写作的欲望是这样强烈，无论多么茫然，还是要写下去。生活经验—重要的是内心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匮乏的年代，尤其是大陆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没有经历过争夺的日子。生活在富裕的社会，他们的生活确实是比较顺利。顺利的生活带来的却是平淡，缺乏丰富性。但是真正来衡量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丰富，恐怕更取决于心理经验。普鲁斯特一个人躺在床上，生活是优渥的，不需要谋求衣食，一天到晚沉浸于冥想。他向我们证明，冥想的能量同样足够促成伟大的小说家。当然，普鲁斯特肯定写不出像莫言的作品，莫言拥有着极其丰富的外部生活，多姿多彩。莫言的乡村里有无数农人，经历着同样的人和事，可是能成为莫言的就只有他一个。因此，莫言之所以为莫言不只是取决于他的外部生活，更取决于内部，也就是冥想。我们身边存在着很多事物，每个人都有反应，反应的差异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世间的生活，大体上差不多，在彼此相像的经验底下一定是存在着差异，这就要看个人体察的能力，如何发现事物，又如何表现事物。哲学家和作家是相反的。哲学家可以在很多不同的东西里发现相同的东西，但是作家，则是在看似相同的东西里发现个别性。一般人眼睛里彼此很相似的事情，在作家眼里，却会不相像。还有的情形是，很多事情在当时当地来看并不觉得怎么样。过去以后，当你经历过更多的人生，有了认识，再回过头看，才发现独特性。所以，作家又是一种总是在回顾里生活的人。因为，我们写的任何东西其实都已经发生过了，都是过去式。我曾在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做工作坊，同学们交上来的作业差不多都是写校园生活的，大家笔下的校园生活所见略同，不外乎爱情、友谊、师生关系、宿舍起居。这些人和事近在当下，来不及拉开距离审视。我说能否谈谈你们从小生活的地方，当他们谈到从小生活的地方，谈到他们的父母，气氛就变得活跃起来了，特殊性开始呈现起来。这些遥远的事物，其实是带有起源性质的，它潜藏在表面相似的经历里，使共同的生活分化。当然，今天的生活确是越来越走向同质化，这是一个困扰全世界作家的问题，所以作家笔下最常出现的就是主流以外的人。流浪汉、精神病患者，或者是性取向异常的人，为什么这类人会成为作者笔下的故事呢，因为主流生活已经格式化，唯有往主流外面的边缘地带去寻找艺术的对象。但这只是一个策略，本质性的还在于内心。让经验释放更大的价值几十年的写作实践，我可自称是一个职业作家，“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常常浮现在我心里，最初的答案已经不够解释了，新的又是什么？经过很长的时间，终于有一句话来回答媒体，回答评论者，也回答我自己，就是“我要创造，我渴望创造”。我渴望创造的是我在现实里无法实现的一种生活，无法兑现、仿佛是乌有之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和我的生活有关系，如果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起的情感的容量，我不可能产生创造另一种存在的欲望。好比我现在是一个木匠，我造一张桌子，我用的材质是木头，但这木头不是块死木头，它是由一棵树长成的，这棵树是有生命的，由巨大的生命力促成的一个占位。我这个木匠为了某一种自私的需要，很残酷地把这棵树给斫下来，造成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则在空间里形成一个全新形态的占位，另一个从无到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些写作者也有残忍的一面。我们可以把自己活生生的经验割裂下来送出去，有时候割裂下来送出去的东西还不见得有价值，它的价值还抵不上那经验本身，可是渴望创造的欲望很强，就顾不上这些了，哪怕把我活生生的经验变成一段死木头，样子难看极了，我也得去做。我曾经在浙江乌镇参观一间床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很多木床，造得非常华丽，有的就像一间小房子，有几进，第一进是起居，第二进是盥洗，第三进最里面，才是卧床。床架帐屏顶棚布满雕镂，有花卉、虫鱼、鸟兽，还有各种仙俗故事，最壮阔的是一整部三国。最使我感到有意思的不仅是它工艺的繁复，而是木匠造床的规矩，不收工钱，收红包，一个大红包。原因是木匠给人造床是要折寿的，造棺材则是积德，这是个奇怪的理论，一定有着现代人不能解的伦理。造床的木匠是要留名的，木匠会做一块精致的木牌，刻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具有仪式感。我想这确是一件需要隆重对待的事情，一棵活生生的树造成一张床，让它在新造型里复活。要造一张好好的床才对得起这棵树，就如我们要写一部好好的小说才对得起我们经验的生活和感情。因此，我在不断地认识我的经验，寻找更好的方式表达，使我阅历过的时间在另一种时间里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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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写作就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原文出自《黄河文学》2006年第6-7期《史铁生：扶轮问路的哲人》和歌：铁生要不是被固定在这儿的话，凭他的那种灵性和生命力，不定会在别的领域做出什么大事来呢。周国平：我觉得他还是写作。史铁生：最好是。但我觉得有种危险在那儿呀。我是个——用我奶奶的话，还有北京话说是——“怵窝子”，非常胆小，不敢到外面去。小时候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还有个朋友也说，你的这些东西可以总结成一个词：恐惧。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我从来是恐惧的，对这个世界。因为恐惧，才会对爱、宗教信仰呀，有着本能的向往。 凭我的“怵窝子”，写作我可能根本就不敢想，写了也不敢拿出去。 可能就会在七七、七八年跟着我的理工科同学去考个理工科大学，然后再去干个什么事儿。然后会尽力把它干好，但干不好，凭我的魄力，我还不能放弃它，去自己写作什么的，那我可就惨了。 周国平：（大笑）不会的！和歌：您觉得在写作方面受哪些作家或是作品的影响比较大？史铁生：好像没有……和歌：就想听您说找不到师承，嘿嘿！史铁生： 其实我看的文学作品，小说并不多，就是现在我也几乎看不完一本书，除非是很短的一篇小说。因为我主要是看他的方式。他的方式就是他的态度，他看世界的态度。我一旦把这个看明白了，我就不要看他了。 所以我说从我插队以来，一直到后来生病，我真是想弄清楚自己的问题，因为 我自己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涉及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一旦你觉得应该活下去，就要问为什么要活下去？这么付出我值吗？我是不是冒傻气呢？受一辈子罪还要活下去。就是这样的问题。其实我的写作一直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别的我都不太关注。 和歌：一直是在追问。史铁生： 活得好又怎么样？万事顺利又怎么样？是不是还是荒诞的？这些事情我可能想得早些 ，因为我二十岁就已经瘫痪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 你要不要活下去？为什么要活下去？那这是肯定的。所以我觉得我写作是在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我得想！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写一篇这样的东西，但不见得对别人有用。有时候要少读书，不用读那么多书。不如多想。古圣贤的时候没有多少书，事儿都是他们想出来的。 周国平：天才不用读太多的书，中等之才还是要读书，多受启发。史铁生：我说的是有的时候不用过分强调。不读书是不行，那是许多高级脑子想出来的东西。周国平： 读书最有用的一点是推动你思考，引发你思考。 史铁生：还有就是支持你思考。就是说你有时候想到了，你不信，有一天你看到了，孔子也这么想，亚里士多德也这么想，你就信了。好，那就接着想。和歌：就是说走在思考的正确的路上了，跟圣贤一致了。史铁生：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 如果要是你自己想到过的问题，在读的时候撞上了，人家比你说得棒，比你想得完全，这个你就永远都记得住。而且一下子就通了。然后你就开始赞叹，人家名著就是不一样！ 周国平： 所以读书是在寻求自己的问题的回答，这才是真读书。不光是正在想的问题。实际上一个人的问题始终就是那么几个，差不多不变的。 史铁生： 从各个角度来审视这几个问题。 周国平：但这得是优秀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史铁生：博尔赫斯说过，可能世界上就只有一件事，所有的事都是它的不同侧面。和歌：就像您也说过，所有的作家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写作同一个故事。周国平：应该说每个作家都在写着同一个故事。那还是指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家，达到一定高度的，才能这么说。很多作家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史铁生：对对对！他不想。周国平：而且绝大多数作家是没有问题的。史铁生：对，没有问题。比如说死的问题。我发现在医院里一般人都怕说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遇见一个诗人，我说到这个问题，他说你别说。我说你连死的问题都没想过你写什么诗呀？ 周国平：这是个灵魂的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灵魂。史铁生： 没有灵魂就没有问题，那就剩了有没有房子和车子的问题了。 和歌：灵魂就是生命的主题。剩下的就是些零散的东西。铁生的作品就是，没有弄出复杂的情节呀、虚构呀。史铁生：就是庄子乘物游心。和歌：就像存在主义的那种小说，比如说萨特的那种小说，它好像是有一个内核，其实主角是在木然地走，但最后有一个对于自我的存在的问题在那里。他木然地走是因为意识到荒诞。但看我们现在的许多小说，主人公是在那里活动，但他活动到最后，连个大的问题都没有。史铁生：问题就在这里，没有问题。其实各行都是这样。你只要搞人文，搞科学， 你提不出问题来就完了。爱因斯坦说了，你提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你提不出问题来，你干吗呢？ 周国平：大师就是伟大的提问者。史铁生：就是这个意思，在别人结束的地方你开始了。和歌：找出一个缺，才能产生问题。史铁生： 所以有人问我，写作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写作就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真是这么回事。 没有别的原因。刚开始是为谋生，我想来想去只能做这个。 开始写作呢就要像那么回事，带有模仿的意思，任何人写作可能刚开始都是这样。等你写到一定时候，你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弄不明白的问题。 周国平：这时候一个真正的作家才诞生了，那以前都还是一个习作者。和歌：国平也说他写的东西是自解自劝。史铁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网上的小文章写得很好，那作者不以写作为生，偶尔写这个，但他是有问题的，他是从问题出发的。写多了的人尤其是要注意这个。据说有人一天要写一篇散文。我觉得这是每日大便一次的感觉！（众人大笑） 这你怎么能保证每日一篇呢？他压着自己一定得写。和歌：可现在网络写手一天必须得写一万多字，坐在马桶上还在写呢。史铁生：好家伙，我也不理解。那也是一种能耐。周国平：那种状态和写作没有关系，那是生产。和歌：那是苦役犯。您现在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史铁生：嗨，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个问题。但那个问题确实很严重。所以我看书就特别杂，不光是看小说。我老想知道别人那么多故事干吗使？我看那个杂书，比较邪门的书。 你比如说灵魂到底有没有？最近读到一本书，是美国一个人类学家，跟踪研究一个墨西哥的巫师。他本来想去分析研究人家，结果反被人家给改造了。那个挺邪乎的。 存在这事儿不好说。我是不是全信，单说。就是说科学所圈定的那点儿东西，太简单太少了。你只是宇宙里的一种存在，因为我们的行动所具有的时间性、逻辑性，就把我们给框定成了一种时间性逻辑性的动物，我们就遵循一种方法，把它奉为圭臬奉为神圣。实际上存在的状态太多了。说起来又有一个问题，现代的社会是怎么活着都对。可能作为梦想你怎么活着都对，你自己的信念，你自己的梦想，都可以。但这里面还有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个说起来太长了。你的问题后面永远有问题。最后解决了？周国平：真正的问题解决不了。史铁生：永不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那你说这岂不是荒诞吗？最后你发现作为一个永恒的过程而言，只有美是它最终的解答。别的没有，别的都很荒诞。只有美可以是不断超越的。周国平：还有宗教，神秘。史铁生：对，这都包含在里面。真正的美里面一定有这一层。所以，真、善、美，这三个字我一直觉得它们是递进的。先有真，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但这个东西是不够的，背后还有许多东西。所以要有善的标准。善的东西有时候可以容忍假。艺术可以虚构，那是善的东西。但善的东西走来走去，有时候也很荒诞。只有美在最后作支撑，所以美有时候很神圣。你到一个城市，它的美如何？就全说了。你是文盲，然后你是科盲，最后到美盲是极致。如果你是美盲，那反过去一看前面那几个肯定也全盲。和歌：一旦到美盲就有点儿行尸走肉的意思了。周国平：从个人来说，真善美可以说是递进的；从人类来说，可能是无奈的后退。真得不到，那我们来个善吧，主观性强一点儿；可是善也得不到，那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那就美吧，美我个体自己就能支配了。史铁生：对对对，这很对。其实最后你就是……和歌：是向内在的退。史铁生：有句话说，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最高境界就只能独善其身，你不可能要求世界全都是怎么样的。 刘小枫他们说的政治哲学，也有这意思。你不能用理想来要求一切，最后要靠政治来平衡，平衡大家伙儿。很多人在一块生活呢！我的那个“丁一”呀，有点儿不谋而合，或者说有了这些坚定了我的想法。 丁一呀也是很好的理想。你说丁一有哪点儿不好？多跟几个人发生爱情有什么不好？爱情不是好东西吗？好东西为什么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推而广之，有什么不好？但是不成。只要有三个人，就已然要出政治。 一个人，独自的理想，两个人可以有爱情，三个人，就要出政治。它要平衡关系。你把理想放在政治那儿，就要出问题。戏剧呢，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理想，就像爱情是一样，家庭就是现实。人要是老像戏剧一样地活着，就不成。不可能的可能，不现实的实现，在戏剧那儿可以，但不能拿到社会上。拿到社会上，就一定要坏，出娄子。顾城的事情就是这样，他想要强行地维系一个伊甸园，就不成。这里面的关系是要变的。谢烨一旦要走向现实，要想孩子怎么办？理想主义者就不干了。这就坏了。和歌：他就崩溃了，是不是艺术家的那根弦更脆弱？周国平：谁都不行，那种时候谁都是艺术家。谁都受不了。史铁生：政治家让你厌烦，但不能没有。其实你想人类的矛盾就是这样。和歌：顾城要是有点儿政治家的方式方法是不是会好一些？他直接就拿起屠刀了。史铁生：他要能那么冷静，他就不是他了。和歌：也就不会想到伊甸园了。史铁生：他就不会想到去做这事。像哈姆雷特，既是艺术家，又面对了政治，他老是犹豫，老觉得这事不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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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如何寻找写作灵感 这里文章摘自《文艺报》2015年6月17日期。三十多年前，我初学写作时，为了寻找灵感，曾经多次深夜出门，沿着河堤，迎着月光，一直往前走，一直到金鸡报晓时才回家。少年时我胆子很小，夜晚不敢出门，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往庄稼地里钻。别的孩子能割回家很多草，我却永远割不满筐子。母亲知道我胆小，曾经多次质问我：你到底怕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怕什么，但我就是怕。我一个人走路时总是感到后边有什么东西在跟踪我。我一个人到了庄稼地边上，总是感觉到随时都会有东西窜出来。我路过大树时，总感觉到大树上会突然跳下来什么东西。我路过坟墓时，总感觉到会有东西从里边跳出来。我看到河中的漩涡，总感觉到漩涡里隐藏着奇怪的东西……我对母亲说我的确不知道怕什么东西，但就是怕。母亲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怕人！毒蛇猛兽怕人，妖魔鬼怪也怕人。因此人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我相信母亲说的话是对的，但我还是怕。后来我当了兵，夜里站岗时，怀里抱着一支冲锋枪，弹夹里有三十发子弹，但我还是感到怕。我一个人站在哨位上，总感到脖子后边凉飕飕的，似乎有人对着我的脖子吹气。我猛地转回身，但什么也没有。因为文学，我的胆子终于大了起来。有一年在家休假时，我睡到半夜，看到月光从窗棂射进来。我穿好衣服，悄悄地出了家门，沿着胡同，爬上河堤。明月当头，村子里一片宁静，河水银光闪闪，万籁俱寂。我走出村子，进入田野。左边是河水，右边是一片片的玉米和高粱。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个人醒着。我突然感到占了很大的便宜。我感到这辽阔的田野，这茂盛的庄稼，包括这浩瀚的天空和灿烂的月亮都是为我准备的。我感到我很伟大。我知道我的月夜孤行是为了文学，我知道一个文学家应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知道许多文学家都曾经干过常人不敢干或者不愿意干的事，我感到我的月夜孤行已经使我与凡夫俗子拉开了距离，当然，在常人的眼里，这很荒诞也很可笑。我抬头望月亮，低头看小草，侧耳听河水。我钻进高粱地里听高粱生长的声音。我趴在地上，感受大地的颤动，嗅泥土的气味。我感到收获很大，但也不知道到底收获了什么。我连续几次半夜外出，拂晓回家，父母和妻子当然知道，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只是有一次，我听到母亲对我妻子说，他从小胆小，天一黑就不敢出门，现在胆子大了。我回答过很多次文学有什么作用的问题，但一直没想起我母亲的话，现在突然忆起来，那就赶快说：如果再有人问我文学有什么功能的问题，我就会回答他： 文学使人胆大。 真正的胆大，其实也不是杀人不眨眼，其实也不是视死如归，其实也不是盗窃国库时面不改色心不跳，而是一种坚持独立思考、不随大流、不被舆论左右、敢于在良心的指引下说话、做事的精神。在那些个月夜里，我自然没有找到什么灵感，但我体会了找灵感的感受。当然， 那些月夜里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后来都成为了我的灵感的基础。 我第一次感受到灵感的袭来，是1984年冬天我写作《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一天早晨，在起床号没有吹响之前，我看到一片很大的萝卜地，萝卜地中间有一个草棚。红日初升，天地间一片辉煌。从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个身穿红衣的丰满女子走过来，她手里举着一柄鱼叉，鱼叉上叉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似乎还透着明的红萝卜……这个梦境让我感到很激动。我坐下来奋笔疾书，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写出了初稿。当然，仅仅一个梦境还构不成一部小说。当然，这样的梦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跟我过去的生活有关，也跟我当时的生活有关。这个梦境，唤醒了我的记忆，我想起了少年时期在桥梁工地上给铁匠师傅当学徒的经历，我想起了因为拔了生产队一个红萝卜而被抓住在群众面前被批斗的沉痛往事。写完《透明的红萝卜》不久，我从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面读到一段话：“一只壮硕的黑色秋田狗蹲在潭边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一幅生动的图画：街道上白雪皑皑，路边的水潭里，热气蒸腾，黑色的大狗伸出红色的舌头，“呱唧呱唧”地舔着热水。这段话不仅仅是一幅画面，也是一个旋律，是一个调门，是一个叙事的角度，是一部小说的开头。我马上就联想到了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于是就写出了：“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样一段话，这就是我最有名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的开篇。开篇几句话，确定了整部小说的调门，接下来的写作如水流淌，仿佛一切早就写好了，只需我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实际上，高密东北乡从来也没有什么“白色温驯的大狗”，它是川端康成的黑狗引发出的灵感的产物。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去书店买书。有的书写得很差，但我还是买下。我的想法是，写得再差的书里，总是能找到一个好句子的，而一个好句子，很可能就会引发灵感，由此产生一部小说。我也曾从报纸的新闻上获得过灵感，譬如：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就得益于山东某县发生的真实事件；而中篇小说《红蝗》的最初灵感，则是我的一个朋友所写的一条不实新闻。我也从偶遇的事件中获得过灵感，譬如我在地铁站看到了一个妇女为双胞胎哺乳，由此而产生了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构思。我在庙宇里看到壁画上的六道轮回图，由此产生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的主题架构。获得灵感的方式千奇百怪，因人而异，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像我当年那样夜半起身到田野里去寻找灵感，基本上是傻瓜行为——此事在我的故乡至今还被人笑谈。据说有一位立志写作的小伙子学我的样子，夜半起身去寻找灵感，险些被巡夜的人当小偷抓起来——这事本身也构成一篇小说了。灵感这东西确实存在，但无论用什么方式获得的灵感，要成为一部作品，还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大量的材料。 灵感也不仅仅出现在作品的构思阶段，同样出现在写作的过程中，而这写作过程中的灵感，甚至更为重要。一个漂亮的句子，一句生动的对话，一个含意深长的细节，无不需要灵感光辉的照耀。一部好的作品，必是被灵感之光笼罩着的作品。而一部平庸的作品，是缺少灵感的作品。 我们祈求灵感来袭，就必须深入到生活里去。我们希望灵感频频降临，就要多读书多看报。我们希望灵感不断，就要像预防肥胖那样：“管住嘴，迈开腿”，从这个意义上说，夜半三更到田野里去奔跑也是不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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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写作源自模仿 本文为莫言在北京十一中学演讲文稿。现在，我讲讲阅读和创作之间的关系，我觉得， 创作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 如果说文学创作或者小说创作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阅读——然后就拥有了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魔法”。刚才在休息室里，一名同学问了我有关读书的问题。我认为，对年轻人来讲，对任何人来讲，应该掌握两种阅读方法。一种是精读， 就像我读我大哥的语文课本一样，翻来覆去地读，读到能够把其中的主要内容背下来。另一种是广泛浏览。 世界上的读物浩如烟海，一个人即便是从有阅读能力时开始读，一直读到白发苍苍，也读不完其中的百万分之一，你只能读非常少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把阅读分成精读和广泛浏览就非常重要了，你不能总是把一本书很认真地从头读到尾。经典的书要认真地读，要精读；对于一般的读物，尤其是现在网络上出现的很多东西，一目十行地浏览一下，了解一下大概的文风，知道说了什么，也就可以了。有了精读和广泛浏览的基础，假如你要从事文学创作的话，就应该 从模仿开始。 当然，模仿，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讲，是个不光彩的词。如果现在还有人问：“莫言，你最近的作品模仿了谁的小说？”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巨大耻辱，别人也会对我嗤之以鼻，瞧不起我——都写了20多年小说了，新作竟然还在模仿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最大的耻辱，说明你没有什么创造历程，你一直在靠模仿生存。但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讲，模仿不是耻辱，而是一个捷径，或者说是一个窍门。 我当年在学校里给大学生讲课的时候，也曾经反复说过，大家不要以为模仿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刚开始写作时谁都在模仿，包括鲁迅，他的早期作品也都有模仿的痕迹，《狂人日记》就是模仿果戈理的同名小说。鲁迅的很多作品，研究者都可以找出模仿的原作来，但这并不妨碍鲁迅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因为他很快就超越了模仿的阶段，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文风，形成了独特的鲁迅文体。我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刚开始应该模仿，就在于我觉得 模仿是培养语感的最重要的方法。 我们也经常批评一些作家，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有一股学生腔调”。 “学生腔调”就是指一个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实际上跟一个人对语言的感受力密不可分。 当年李希贵校长在山东省高密县第一中学担任校长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 初中阶段对培养一个人一生的语感至关重要。如果你在初中阶段没有培养起对语言的感受力，那么你以后的努力很可能事倍功半。 假如我们在初中阶段就掌握了很好的语感，这就像一个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掌握了很好的乐感一样——培养出了懂音乐的耳朵，会为你今后的音乐工作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假如我们在小学、初中阶段就培养出了非常敏锐的语言感受力，那么它对你将来无论是否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都会非常有用。培养语感最重要的方法，我觉得就是在反复阅读基础之上的模仿。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连续让学生读10篇鲁迅的著名杂文，然后让学生写一篇类似题目的杂文，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孩子的杂文里边都出现了一种鲁迅的笔调，出现了一种鲁迅的腔调。也就是说，鲁迅的文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一个学生的写作风格。这种模仿实际上是不自觉的，是建立在认真、大量阅读同一作家的作品基础之上的。假如我们连续精读古今中外10位作家的作品，然后有意识地模仿这10位作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的东西就会慢慢出来。就像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临摹了颜真卿、王羲之，又临摹了柳公权，他临摹了很多碑帖，但他最后写出的作品与他先前的作品相比，还是有细微的差别。写作确实有点类似于书法，你模仿得多了，自己的风格也就慢慢确定了。更准确地说，是你得到了一种语感。得到一种语感对于文学创作非常重要。如果我要写一个人内心非常痛苦，这个内心非常痛苦的人走到长安街上，用他的眼睛来看周围的事物，用他的各种感官——他的嗅觉、他的视觉、他的听觉来感受长安街。因为他内心痛苦，这个时候他写出的文字或者说作家写出的文字，必然带着一种痛苦、低沉的调子。反过来，如果这个人是兴高采烈的，他还走在这条街道上，因为 作家现在想努力表现一个人兴高采烈的状态，他的全部感觉都用在表现这种情绪上。 有了这种语言的感觉之后，写出来的文字自然也就带上了一种兴高采烈的感觉，我想 这就是语感。 音乐也类似。我们当年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很多农村的二胡演奏者，他们并不懂简谱，更不懂五线谱，他们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他们照样可以拿起琴来演奏一首非常婉转动听的乐曲。这就是说， 他们在长期的模仿过程中使自己的耳朵、手指与乐器之间产生了感觉。 这种感觉我是亲身体验过的。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父亲说我什么本事都没有，“你看看街上那个瞎子，拉着琴可以去讨饭，可以要来很多粮食，我们家挂着一个二胡，你练练吧！”当时我只会拉一些很简单的革命歌曲，像《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刚开始就是闭着眼睛瞎拉。刚拉两下，我母亲就说：“不要拉了，明天的小米已经够喝了！”农村有一种石碾，推碾子碾米的时候，碾子会发出吱吱的声音，所以我母亲讽刺我拉二胡的声音就像推着石碾在转圈碾米一样。“碾小米”大概“碾”了有两三个月，我就能拉出《东方红》了。那时，我脑子里一直想着《东方红》的旋律，同时手在弦上摸来摸去，摸了两三个月，我的手和耳朵以及《东方红》的旋律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系。也就是说， 我的手已经有乐感了。 后来，我听到什么曲子，只要记住那个旋律，就可以拉出来了。所以，我就明白我们的民间音乐家为什么可以一个字不识，根本不懂任何乐曲，也可以拉出他心里的旋律。有很多民间的天才音乐家，像阿炳那样的人，他是个盲人而且是个文盲，为什么能创作出像《二泉映月》这样经典的民族音乐？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模仿别人旋律的阶段。他心中巨大的痛苦无法表述，在心里自然生成了一种悲苦的旋律，表现在他的手和琴弦上，就成了经典乐曲。我想，文学创作的过程，文学创作过程当中的语言、语感，与音乐家、音乐演奏家们的创作和演奏过程当中的乐感是一个道理，即 建立在这种多读和进行模仿写作的基础之上。 我本来想详细地讲一下我的创作，但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我只简单地讲一下。我的创作也是分了几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创作了。这个时期主要是模仿，而且模仿得很拙劣。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开始发表作品，这个阶段也还停留在模仿的阶段。刚才有同学提到的《春夜雨霏霏》，就是模仿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后来，我还写过一篇叫《售棉大道》的小说，模仿了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作品《南方高速公路》。还有一篇叫《民间音乐》的小说，模仿了美国的一位女作家麦卡勒斯的作品《伤心咖啡馆之歌》。那个阶段我还是在模仿，而且很多编辑也一眼就看出来了，问：“这个书是模仿了谁的小说吧？”我说，确实是，但他们还是决定发表，因为这里边已经出现了我自己的东西。第一，表现的是中国的内容；第二，语言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多高密的乡言土语，而且融合得很好。当然，模仿的痕迹还是存在的。我真正走出模仿的阶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是在1984年，那是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以后。我的成名小说应该是《透明的红萝卜》。这部小说所描述的内容跟我个人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为一个铁匠师傅做过小工，所以我对打铁的生活非常熟悉。我描写深更半夜的时候，在秋风萧瑟的桥洞里面，一个铁匠，一个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的孩子，拉着风箱，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那种想象，那种很奇妙的感受，都跟我的个人经验分不开。那个时候，我的小说不仅内容上中国化了，而且小说所使用的语言也个性化了。所以，我觉得 一个作家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他自己的文风，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就像我们读鲁迅的文章，即便把鲁迅的名字盖住，我们依然可以读出来，这是鲁迅的语言风格。张爱玲的小说，也有她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沈从文的小说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作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当他的语言为丰富作品做出贡献的时候，我们才认为他已经超越了一个小说家或者说小说匠的阶段，他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家了。因此，文学家跟小说家是有区别的，小说家成群结队，文学家寥寥无几。所以，在现当代小说家的队伍当中，能够称得上文学家的也就是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直到现在，莫言依然是一个小说家，只是一个说书人而已。也许再奋斗20年，终我这一生也很难上升到文学家这个阶段。 今后的岁月尽管前途渺茫，但我还要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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